唐代施衣功德碑

时间：2023-01-04        编辑：《宝光寺》 冯修齐著

施衣功德碑在千佛碑右侧，这是1996年在宝光寺东林园内修建素餐厅开挖基础时，于地下一米二处发现的。此碑石红沙石质，高二百一十厘米、宽八十厘米、厚十六厘米，四面刻佛教造像、施衣社人、《施衣社铭》和《施衣社功德颂》等。

碑刻正面:

上部刻“华严三圣”。正中为毗卢遮那佛，身披袈裟、头顶肉髻、左手护膝、右手结说法印，趺坐于须弥座上。左侧为文殊菩萨、右侧为普贤菩萨，均头戴宝冠、身披璎珞、双手结印，面向内侧而立，头部后有圆形背光。佛、菩萨之间为头着巾、身着衫、双手合十的两位供养人。佛座两侧的菩萨像前，各有三位修行者，头着冠或巾、颈戴饰物，身披缦衣坐地，双手结印、合十或捧物。佛、菩萨的顶端，为团花卷叶宝盖。两侧飞天神像，身拽广袖长带，绕宝盖飘然而下。各种人物造像，共同构成庄严、生动的场面。

下部中间刻仁寿县令李仁义撰写的《施衣社铭》，行书，正文九行，每行三十一字。《施衣社铭》两侧除右侧刻科头合十之比丘唯质外，其余均为社人。如上座李解,社人王繁、吴果、赵宾、蔡文等，共七十人。他们头着巾，或合十、或抄袖，向内侧而坐，仪态姿势大体相同。

碑刻背面:

上部刻“华严三圣”，布局形态与正面基本相同，仅有两处细微的差别:一是佛、菩萨之间不是供养人，而是两位修行者。二是佛座两侧的菩萨像前，各有两位修行者和一位比丘。下部中刻太原王缪书写的《施衣社功德颂》，行书，正文八行，每行三十七字。《施衣社功德颂》两侧，均刻施衣社人的女眷，如姚大娘、奉四娘、赵妃娘、王细娘等，共七十人。她们头饰发警，身着衫裙，或合十、或抄袖，向内侧而坐，仪态姿势大体相同。 

碑刻两棱:

此碑左右两棱，自上而下，均刻有十尊深浮雕坐佛像，即“过去七佛”加上弥勒佛、阿弥陀佛和药师佛。“过去七佛”是指毗婆尸佛、尸弃佛、毗舍婆佛、拘楼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。但此碑的七佛名号与现代七佛名号有些差异，如尸弃佛题作“式佛”、毗舍婆佛题作“随叶佛”、拘楼孙佛题着“拘楼秦佛”等。

此碑极为重要的是，在背面右侧接近碑棱处，刻有“维大唐开元廿九年，岁次辛已口十二月”一行题记。“开元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，开元甘九年即公元741年。

宝光寺历经沧桑，其创建年代向无信史可考。据寺内现存最早的碑刻、清康熙九年(1670年)新都知县毕成英撰的《重修宝光寺碑记》载:“因黄巢叛乱，大唐僖宗亲御幸蜀，悟达国师随驾来此，发地得一石函，中藏舍利十三颗，精明莹彻，光彩射人，由是重兴宝塔，即创浮图。”此碑的发现，证明最迟在唐开元甘九年(741年)，已有宝光寺的存在，比唐僖宗幸蜀时的中和元年(881年)又提前了一百四十年。也就是说，宝光寺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准确历史。

宝光寺在唐代的建筑规模，清康熙时的《重修宝光寺碑记》仅说“即创浮图”，没有具体载明到底有多大。唐代施衣功德碑的《施衣社铭》的序文载:“今有益州新都宝光寺安乐院施衣社，总七十余家，并江汉粹灵，岷峨挺秀，遗荣锦里。”说明当时宝光寺的规模很大，寺内有许多院，其中的安乐院还设有施衣社，施衣社由七十余户人家组成，在西川、东川和成都地区很有声誉和影响。

唐代四川佛教寺院开展的宗教活动，特别是涉及到慈善功德方面的活动，史籍上记载很少。此碑却详细记载了宝光寺安乐院设立施衣社的情况。施衣社的师主唯质，“爱率社众，施衣普济”。他们集资捐工，施舍衣物，普济穷人。

宝光寺施衣功德碑，是国内罕见的、有准确纪年的唐代佛教造像碑。它为唐代四川佛教艺术增加了新资料，更为宝光寺的创建年代、寺院规模、佛教活动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。